勞動部長何佩珊日前在立法院指出，若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的定義，在台灣薪資若低於三點一萬元就算低薪，此一說法再度引起朝野和民眾對於低薪問題的關切。回首過去八年多，蔡英文在二０一六年總統就職演說中就特別點出低薪問題，賴清德擔任蔡政府閣揆期間，也提出過解決低薪五大措施，但八年多晃眼一過，低薪依舊是台灣的痛；如今賴清德已居總統高位，更不應讓台灣的低薪之痛繼續痛下去！
台灣低薪問題存在已久，馬英九執政時期即修法以抵稅方式鼓勵企業加薪，但蔡英文政府卻沒有跟進性的有效政策，以致低薪問題遲遲未獲解決。甚且，何佩珊到底有沒有認真研究過何謂低薪？也頗令人質疑，她在立法院說出不到三萬一是低薪之後，勞動部官員隨即表示ＯＥＣＤ對於低薪並沒有確切的定義，這不啻反襯何佩珊的低薪說法恐怕只是個不求甚解的草率演出。
且不論何佩珊到底有沒有仔細研究過低薪的定義，但低薪的確是個相對性的說法，而且關乎受薪階級的感受問題。即以房價而言，二０一六年第一季房價所得比為八點四六倍，今年第一季已躥升到十點三五倍；換言之，即使這八年受薪階級的薪資有所成長，但看到房價越攀越高，攀到別說年輕人望房興嘆，連四十歲以上新增房貸族的比例都已超過五成，買房難度全面提升，恐怕越來越多的人會感覺自己是低薪一族吧！
造成台灣低薪困境的原因牽涉廣泛，而且解方也絕非鼓勵中小企業加薪抵稅一招，這從馬政府時期修法之後，全台灣將近一百六十多萬家中小企業僅約一千家提出申請即可見一斑。再進一步而言，立法院上會期將中小企業加薪抵稅條款延長十年至二０三三年，但經濟學界仍不看好此一政策的成效。而面對營業盈餘占ＧＤＰ的比重持續升高、受僱人員報酬占比越來越低的問題，並未看到政府深入探討其成因並提出因應對策，也顯示政府並沒有把解決低薪當作重點政策。
再從產業結構發展失衡的角度來看，許多學者專家早就點出台灣過度倚重高科技電子產業，但民進黨政府卻有如迷信般地持續深陷泥淖；相對地，傳統產業、尤其是中小型傳產，生存壓力不僅越來越重，還得繼續面對能源轉型、ＡＩ浪潮、美國和中國大陸政策與市場風險等挑戰，在此逆境下，傳產受僱人員哪還敢期待大幅加薪？
要知道，台灣受僱於資訊電子產業的人數僅約九十萬人左右，占全體受僱人員比重約為百分之十一，就算肥了一朵紅花，但瘦了片片綠葉，低薪問題怎解？更何況薪資差距拉大，更增加了許許多多勞工的相對被剝奪感和低薪感。
民進黨政府還試圖以提高基本工資作為擺脫低薪困境的手段，但蔡政府已連續八年調漲基本工資，事實證明這也未能奏效。更進一步而言，賴清德擔任閣揆時提出的五大政策—公部門主動解決低薪、薪資水準列入政府採購及獎項等之加分項目、鼓勵企業加薪、薪資透明化、提高時薪，當時勞工團體就認為乏善可陳，如今更證明只是隔靴搔癢，賴政府尤應徹底檢視這些政策是走錯方向？還是力道不夠？如果賴政府找不到病灶、下不出對症藥方，自然解決不了低薪問題。
質言之，低薪問題牽涉產業、貿易、區域發展、教育、勞動力供需等政策，賴政府應跨部會檢討，別把解決低薪繼續淪為撈取選票的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