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司法能夠堅持捍衛小民的訴訟權？
◎ 陳志龍
不符合「立法解釋」的任一判決，應該是違法判決。當代司法人員，是要跟著被誤導、受其障眼法所蒙蔽；抑或是要堅持回歸到「立法論」、「法條文義」，達成恪遵保障人權的司法機關任務，是「選擇」的問題！
沒有人權，就沒有真民主、真自由、真法治；司法如果沒有人權，就只能為少數特權者服務，而無法達到為人民解決爭端，不能成為「無私的司法」。
職是，人權維護，是民主司法的核心價值，而維護憲法上人民的訴訟權，更應該為當今法官的首要職志。
司法人員，就是要明辨法理、直接依據法律獨立審判；這個循規蹈矩地明辨，也包括不受其他違法的「恣意濫權」的判決所困惑、所拘束。
基隆1.8萬陳青旭案，陳青旭自訴陳盈錦等偽造文書等罪，士林地院法官林季緯開調查庭。
在於對於不實登載罪，能否提自訴，即從一個法律規範的「被害人」，是否受到舊官僚偏見之拘束，恣轉成為「間接被害人」，轉為不得提起自訴問題。
行政執行署機關，兼有行政機關、檢察官、執行法院法官多重角色；而其所擁有的「強制處分」可謂無遠弗屆，有些還不受司法機關的監督。
檢察官原本應該是「3個刑事司法機關」之一，近年來卻被自行拆除「法院」之牌，邁入「行政機關化」，和以前的定位，顯有所不同。所以，歐陸德國對檢察官「舉世最客觀的機關」的司法定位，在台灣檢察官，因為不再是法院，此司法定位，似乎有漸行漸遠疑慮。
人民告高官，當今的司法，至少應該在「既有法規範」公平、公正、無私處理此案件，不離法叛道；就法治言，採直接依據法律規定，是偉大的堅持，是維護人民有司法權的分水嶺、里程碑，應有的認知。
1，立法法益論：舊時代，1935刑法、1935刑事訴訟法立法時，本來就是「護官」，不太「護民」！因為當時是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時代，才會有「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的「形式區分」；忽略了「法益實質」（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名譽、財產）。
1987年解嚴後，我國並沒有全盤引進「人權觀點」為核心，全盤大修法，仍因襲舊貫，刑事訴訟法仍採「強制處分」概念；未轉型到「對於法益的侵害」思考；在1972年 德國Knut Amelung教授就提出用法益的侵害，確定行為的定性，不再用國家的強制處分；改採「刑事訴訟法上對於基本權的侵害」概念，全盤、整體建立起「維護基本人權」的體系。但在台灣，因為不正本清源，仍在「官權強制處分」，導致官權擴張，人權保障不彰，頻頻出現治絲益棼！
2，司法救濟：對於人民遭受迫害，疑似公權力加害者的究責，是很重要的議題，因為「有救濟才有權利」（Ubi ius ibi remedium）法理，法律救濟方法，乃為權利之本質。而提起訴訟，就是對於權利受害的人民的救濟方法，不容予以剥奪、否定！
現行法條結構，仍然保障官方的統治高權，優於保障一般人民的權利，輔大魏賜聰教授檢視234種法律，計16,722法條中，處罰人民有1,842條，占8.86%；處罰公務員僅122條，占0.73%，相差懸殊。
在1987年解嚴後，立法仍未轉變以「個人法益保護」為轉型正義的核心價值。況且，在實際上，人民遇到公權力迫害時，往往用盡一生都無法「平反」；至於進一步的「究責」，更是難上加難。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公政公約明訂，所有迫害人民使之受害的肇事者，都需繩之以法。
3，即使立法兼顧「護官」、「護民」，也會被「官搞破壞」?
刑法第213 條不實登載罪明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前者（公眾），涉及舊時代所謂「國家法益、社會法益」的法益侵害定性；後者（他人），則顯涉及「個人法益」。如此清楚明白「二擇一選」的「選項」，任何法律人，均應理解為個人得因而提起刑事訴訟法的自訴（刑訴319條）！
但不尊重立法明文規範者，就有可能「製造」曲解法條的判決解釋，對此，106年度台上字第2549號判決（2017年8月24日），被邱志平法官編為「最高刑裁摘要速報2017.9.21 」登載在檢察官協會網頁，作為阻擋人民依法自訴的法外標準。
渠竟然「曲解法條」，弄出前述系爭法律所無的「直接被害人」、「間接被害人」的怪異司法標準，其言：「同法第319 條前段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此所稱被害人，係指因「犯罪」「當時」法益「直接」受到侵害之人而言，不包括間接被害人；而如何得謂被害，應非僅憑自己主觀認為被害，即一概准許，是法院對於未經檢察官的偵查程序，所提起的自訴案件，允宜慎重檢視，以防止濫行自訴，避免被告遭受不必要的訟累，保障人權。」這號判決，屬於明顯背離法規範「立法規定」「立法解釋」之判決，應無遵循的必要。
A，因為自訴的「合法性」與否，極易判定。只要從前述法條，即明白得知，立法是認為「個人法益持有人」是被害人，得依法提起自訴。
B，至於另外再設立ㄧ個似被瞎掰的「間接被害人」，以此為「障眼法」，架空「立法規範」中原本人民就是被害人得提起自訴的法規範，殊屬於法無據。如此，強制人民一定要信任檢察官；不能夠信任自訴法官、自訴代理人、被告之辯護人所進行的自訴法庭，更無道理。
C，一方面肯定人民是「被害人」；另一方面，又說人民只是「間接被害人」，否定人民是「被害人」，如此既肯定、又否定，真的論證分裂！率而說不能夠提自訴，顯然不符合法學方D ，實體問題：法官的證據證明的判斷能力，與自訴合法性無關。至於「明知」、「所登載基礎事項不實」、「客觀上顯然不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主觀上更不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這些是實體問題，此涉及到自訴法庭可判決被告有罪無罪的「實質真實發見」的問題。不容混為一談。
E，「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即使為「政府犯罪」被告，實應該予以究責。殊不容另外量身定做，做出讓高官可以享有脫免自訴特權。
偽造文書等罪，可否提起自訴，涉及應是法律規定，以「被害法益持有人」即得以而定。此透過最簡單的「文義解釋」，刑法法條明文保障「個人法益持有人」的情形，已經清楚明白。
台灣的「某些司法人」，不循尊重法規範，想要「曲解」法條，明明就是「被害人」，竟然被恣轉變成「間接被害人」，只想要「讓高官脫免自訴的訴追」，所做的「胡亂解釋」，剝奪人民探究證據真相（行使不實登載、事後製造偽造的查封照片）的究責程序。
對此，當代公正無私的法律人，自然不會容許此荒謬解釋有其「神效」！
（作者為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
